第三部分历史之谜（1/2）

明太祖发动文字狱之谜

什么叫文字狱呢？文字狱，顾名思义，就是因文字所犯下的罪案，自有文字以来，就有文字狱，历朝历代，史不绝书。文字多出于文人之手，吃文字狱官司的，自然多是知识分子。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里，专制统治者往往有意从文人学士的作品中摘取字句，借“疑似影响之词”，罗列罪状，滥杀无辜，以达到消除异端，钳制思想，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

文字狱就是专整知识分子的“特种刑庭”，是封建统治者树立权威、维护政权的一种手段，帝王们拿士大夫开刀，为的是“杀鸡骇猴”，迫使全体臣民慑服。仔细分析每一文字狱的构成，虽然多是扣以“叛逆”的帽子，但只要看一看案情，几乎全部是冤案、假案、错案，罪名多是罗织而成的。历代文字狱集中反映了封建专制的黑暗与野蛮，写下了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

明太祖朱元璋时文字狱从1384年一直延续到1396年，长达13年，其间因各种与文字有关的事件而被杀者达十几万人之多。上至王宫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其牵连之广、死者之多、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那么，明太祖朱元璋为何大兴文字狱呢？

有学者认为，明朝建国初期，中小地主出身的文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拥护新建的大明王朝，愿意为明朝出力，有官便做的文人；其二是，鄙视朱元璋出身低贱，对红巾军抱有刻骨仇恨，对新朝不合作和对抗的文人；还有一类介于这两者之间，既不特别拥护，也无特别仇恨。朱元璋对这种情况当然是了若指掌。所以，一方面，他重用那些拥护他政权的文人，做出示范效应；另一方面，他加大打击力度，使用各种特殊法律、监狱、死刑甚至于满门抄斩、灭九族等强硬手段，逼迫不合作的文人低头就范。但越是这样，这种对立情绪就越强烈。即使那些已经出来当官的人，他也对他们异常警惕，时刻保持着一种高压态势，所以，他非常留意文人们的奏折与文章，主动找茬，吹毛求疵，从而造成了明初的文字狱。

有学者认为，洪武年间之所以形成严酷的文字狱，与朱元璋手下的文武大臣相互倾轧、争功邀宠有很大关系。建国之后太祖比较重视文人，开科取士，朝仪、军卫、户籍、学校等制度规程又多出于文人之手，武将们心理酸溜溜的。

据明景泰朝黄溥所著《闲中古今录》记载，许多功勋卓著的武将到朱元璋那里告状了。朱元璋说：‘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马上可以得天下，但治天下之事却是非用文人们不可的。“

有位武将说：“陛下之诚然不错，但对这些文人们也不能完全相信。他们仗着自己有才学，往往会因一点点不满意就用隐讳的词进行挖苦诽谤。陛下虽然对他们很好，可是能够保证让他们人人满意吗？”

朱元璋笑了：“有这样的事例吗？”

“有！”另一位武将说：“您知道张九四（元末群雄之一张士诚的小名）好文的事情吧？他对文人的宠爱比您可不差，高官厚禄，宝马香车，供奉无缺。可是在他自立称王的时候，让文人给他起个官名，文人们就给他取了’士诚‘这么个名字。”

太祖想了想说：“这名字不错，很儒雅啊！待士以诚，也正好符合他的所作所为。”

进的人笑了：“看来，陛下也被这些坏心肠的文人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孟子》里有这么一句话：’士，诚小人也。‘也可以读成’士诚，小人也‘。您看，这不是变着法子骂他是小人吗？可怜张士诚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至死还被蒙在鼓里！”

太祖听此一说，立刻叫人拿来《孟子》，古书的刻印本都不曾断句，他果然找到了“士诚小人也”这句话。

从此之后，朱元璋对文人们开始留心，阅读文臣们的奏章、诗文时格外仔细，看看有没有弦外之音，如有讥讽之意的，立斩撰写者，以儆效尤。这里面，既有他本人对文人及文字的疑虑和误解，也有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朱家天下的长远意图。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朱元璋是平民出身的皇帝，他深以自己出身卑微为耻，深以当过乞丐、和尚、土匪、强盗为耻，在他内心深处，这是一个不能触及的心灵伤痛和自卑情结。他对与自己出身完全不同的士大夫们，既有事业上的依赖，也有心理上的羡慕，在潜意识里，他总是通过压制他们来寻求心理上的平衡。加之朱生性猜疑，亘古少有。凡此种种，使得他冷酷、嗜杀，有虐待狂倾向。而贵为“天子”的身份，又使得这种屠杀和伤害达到了随心所欲、无以复加的地步。

不过，也有人认为，朱元璋大搞文字狱的一些传说是值得怀疑的。

一、有关文字狱的记载，大都产生于明朝中后期“非君”风气流行的时代。朱元璋对贪官集团、权贵特权集团的打击（包括杀戮功臣），显然得罪了许多人，这些人难免怀恨在心，他们的后代以及那些对朝廷不满的人，在适当的时机难免就会有所操弄，编写一些东西来抹黑朱元璋。比如徐祯卿所著的《剪胜野闻》、梁亿所著的《传信录》、郎瑛所著的《七修类稿》等等，书中所载故事大多都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不足为信。

二、朱元璋修《元史》只花了两年多时间，元朝修《宋史》也只花了两年多时间，唯独清朝，修一部《明史》竟然花了几代帝王近百年的时间，其处心积虑之深由此也可见一斑。清初诸帝对《明史》修撰的重视可谓到了离谱的程度，《明史》每完成一部分，康熙、雍正、乾隆无不仔细审阅，乃至事无大小，都就自己所“关心”的细节提出“建议”，让书写者修改，修改，再修改！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的《明史》上的明朝，实在是出于清帝之政治目的而在一定程度上妖魔化了的明朝，与历史的真实是有一定距离的。

三、为了巩固政权，清朝前期的几位皇帝顺、康、雍、乾连续不断地搞了逾百年的文字狱，不只引起了社会惊愕，也给自己留下了一定程度的心理负担，倘能把朱元璋打造成文字狱的先行者和高手，则既可以转移视线，又可以减轻压力，康、雍、乾们也就有了“垫背”的主儿了。而那些积怨甚深、满腹牢骚的士大夫们，也找到了一个出气的口儿，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借笑骂朱元璋的文字狱来影射康、乾之辈的文字狱，这就是在乾隆时期朱元璋文字狱越传越广、越传越神的原因。

四、海内外有相当一批明史著作，包括影响巨大的吴晗《朱元璋传》，述及明初文字狱，都依据乾隆朝探花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等资料。而赵翼所记载的这些事例，又转抄自《朝野异闻录》、《闲中古今录》、《剪胜野闻》等可信度不高，且多已失传的野史类书籍。

五、从这些所谓的“文字狱”的模式来看，几乎完全是同一个类型，如因“生”谐音“僧”，“则”谐音“贼”，光是这两个简单雷同的谐音就占据了大半的案例。那就导致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何以既有极刑先例，而犯禁者接踵而至”？如果是因为捉摸不定，才’先后触网，倒也情有可原；但问题是，这些案件的模式实在雷同得近于小学生做练习一样，“生”谐音“僧”，前面有人用“生”倒了霉，后面的人不用不就行了？怎么会至少有五六个案子又重蹈覆辙？

《永乐大典》正本下落之谜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成祖永乐年间，全书共两万两千八百七十七卷，仅目录就有六十卷之多，分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共约三亿七千万字。它不只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而且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百科全书。然而，这么一部如此重要的百科全书，在嘉靖年间重录之后，其11095册正本（《永乐大典》正本是指永乐年间的第一个版本，人们把嘉靖年间的重录本称为副本）却不知落于何方，后人的有关记载众说纷纭，甚至越传越讹。11095册书卷码放约有40多立方米，怎么会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呢？几百年来，人们为寻找这部珍籍，动用了不少人力财力，在明末清初之前就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书籍史上最不可解的、也是最大的谜团。

总结后人对《永乐大典》正本下落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随明世宗殉葬于永陵

《明世宗实录》中有关《永乐大典》的记载：“上（按：嘉靖）初年，好古礼文之事，时取探讨，殊宝爱之。”《明实录》等大量文献记载的确切史实指出，《永乐大典》是嘉靖帝“殊宝”爱之的珍品。他登基以来，更将其作为必备的参考经典，并时常在朝廷上引用。嘉靖三十六年宫中意外失火，嘉靖立即命左右登上文楼，抢运出《大典》，一夜中竟下谕三四次，焦急失态，足见《大典》在他心中的分量。

而据载，《永乐大典》正本最后的出现时间正是在嘉靖的丧葬期间，在《明实录》中有关嘉靖丧葬和《永乐大典》重录两件事的大量记载中：“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十二月十四日（庚子），嘉靖帝崩，年六十，在位四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壬申），嘉靖帝入葬永陵。”“四月十五日（戊戌），隆庆帝赏赐重录《永乐大典》成者。”表明嘉靖皇帝是在死后三个月才下葬，此时已经到了隆庆元年三月。而新皇帝表彰抄写人员的日期是在隆庆元年四月，但这是表彰日期，抄录完成日期应该更早。这样看来，嘉靖皇帝下葬和副本重录完成在时间上基本一致。从此以后，《永乐大典》正本的去处就再无记载。

另外，当年徐阶向嘉靖奏明，重录不可能很快完成，只能“对本抄写”。嘉靖则明确强调，“重录”是为“两处收藏”。这“两处收藏”则是指哪两处呢？嘉靖的丧葬与正本的失踪如此巧合，这难道真的是某种巧合吗？并且，在明代，以生者平时喜爱的书籍殉葬的例子很多，如20世纪60年代山东发掘朱元璋子鲁王朱檀墓，发现殉葬的有《黄氏补干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典籍；20世纪70年代上海郊区发掘的明墓中有成化本的《白兔记》等。明世宗在位时间很长，又极爱《大典》，所以，他将《永乐大典》正本殉葬是极有可能的。

（2）毁于明亡之际

此说法较为普遍，国内出版的不少通俗读本，如《祖国》等书在介绍《永乐大典》时，一般都认为“1557年，皇宫奉天门、三殿等处着火，《永乐大典》经抢救免于焚毁，后来，明世宗恐孤本再遭意外，便命徐阶等109人，用了五年时间，摹写了一部副本，从此正本和副本分别藏于文渊阁和皇史宬。明末，文渊阁被焚，正本被付之一炬”。以郭沫若署名的《影印（永乐大典>前》中说：“明亡之际，文渊阁被焚，正本可能即毁于此时。”

此种说法即指正本被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焚毁了。起义军占领北京42天后，在皇太极和吴三桂联军的攻击下，被迫撤离北京。据史籍记载，起义军撤走时，曾放火焚烧宫楼。

但是，有的学者对毁于明亡之际的说法并不认同，其实早在明末。就有人对这种观点持怀疑态度。如明史专家谈迁在《国榷》中说“万历末，《永乐大典》不存，抑火失之耶？”太监刘若愚的《酌中志》也说“不知新旧《永乐大典》二部，今又见贮于何处也？”刘为内臣，熟悉明宫秘闻，连他也不知正本下落。并且持怀疑态度的学者认为，各种史书都没有明确记录说《永乐大典》正本焚毁一事，况且文渊阁十分狭小，根本就安置不下1万多册的《永乐大典》及其他宋人诸集。因此，文渊阁被焚，《大典》正本随之不存在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它只是人们的一种推测而已。

（3）万历年间被焚毁

此说来源于方以智《通雅》卷3“释诂（缀集）”中记载：“《永乐大典》藏于文楼，嘉靖中火，上亟命救得免，复命儒臣摹抄，隆庆元年始竞。万历中因三殿火，书遂亡。”这段话是方以智之子方中履加的按语，大约写于康熙初。

这段话的可信性很值得怀疑，因为，从事理来推断，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因为焚毁《大典》，应为大事，会有人提到或史官记录，但何以一直无人提及？万历末年的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八“内板经书纪略”云：“及万历年间两宫三殿复遭回禄，不知此二部，今又见贮于何处也。”也只是说不知其下落。并且，当时亲历此事的大学士沈一

贯在谈到此次火灾之祸害时，也没有提到《大典》被焚之事。因此，此说并不可信。

（4）毁于清朝乾清宫大火

据《鲒琦亭集外编》中记载，在雍正年间，《永乐大典》副本由皇史宬移藏翰林院，学者全祖望在翰林院看到了副本，并发现有缺，于是猜测正本下落说：“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宫中，顾莫能得见者。……予尝欲奏之今上，发宫中正本以补足之，而未遂也。”到了清朝末年，缪荃孙不但承袭了正本藏在皇宫内的乾清宫之说，而且还进一步发挥说道：“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一场大火，正本被烧毁了。”这在《艺风堂文续集》中有明确记载。从此，《永乐大典》正本被毁于乾清宫大火说便正式流传开来。

不过，很多学者对此说法表示怀疑，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乾隆九年至乾隆四十年间（1744-1775年），清政府曾对宫中藏书作过一次清理，所有善本典籍全部集中在乾清宫旁边的昭仁殿，编成了《天禄琳琅书目》。《永乐大典》是书籍中的“庞然大物”，有1万多册，如果正本在乾清宫中，是极易被发现的，现在《天禄琳琅书目》中未将《大典》编入，就证明正本当时并没有藏在乾清宫中，又据《办理四库全书档案》记录，乾隆年间编辑《四库全书》时，因为要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佚书，由于副本有缺，为此宫里宫外都寻找过《永乐大典》正本，但没有结果。其二，有人怀疑在康熙年间修书时，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在书局呆了很久，可能取走查阅而未能交回，于是帝令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到徐、高两家查访、问询，结果毫无收获。

由此看来，正本藏在乾清宫是极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是被毁于大火之中了。

（5）保存在明朝嘉靖皇帝永陵玄宫

坚持此观点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栾贵明先生，他在1999年7月3日，在《文汇读书周报》刊登了他的大作《（永乐大典>之谜》，文章提出《永乐大典》正本仍然保存在明朝嘉靖皇帝永陵玄宫。

（6）藏于皇史宬夹墙中

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仲荦先生支持此观点。王先生对《永乐大典》素有研究，他始终认为“正本没有亡毁，我怀疑藏在皇史宬夹墙里”。皇史宬修成于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年），为皇家档案库，专门存放《实录》、《圣训》和《玉牒》等。而皇史威的建筑，包括门、窗、大梁全用砖石修葺，殿基耸出地平，具有防火防水的功能；大殿墙壁则更为奇特，东西墙厚3．5米，南北墙厚6．1米，实为建筑物中所罕见。因此，《永乐大典》正本有可能藏于皇史宬夹墙内。

可见，由于史籍没有明载《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后人在此问题上又多加推测、臆断，所以正本究竟哪儿去了，始终未明。要揭开谜底，看来只能依赖于考古发现了。

明成祖滥杀宫女之谜

明成祖统治的22年里，出了很多前无古人的大事，他南征北讨，东西出使，迁都营建；他发展经济，不遗余力；他重视文治，修典重史；他俭朴勤政，终生不殆。他堪称一代有作为的皇帝。但他又是一位性格固执、刚愎自用、猜忌多疑、杀人如麻的皇帝。永乐末年，他大肆屠杀宫女、宦官，在这次大惨案中，被杀的宫女有近3000人之多，为明代后宫最大的一次惨案。如此滥杀宫女，至今仍让人难以理解。

自古以来，帝王们的感情生活就多变。成祖朱棣亦如此。成祖朱棣的原配夫人是徐氏，是开国功臣徐达的女儿。据说，徐氏自幼恬静乖顺，好读书，人称“女诸生”。朱元璋听说了，就对徐达说：“朕与卿，布衣交也。古君臣相契者，率为婚姻。朕第四子气质不凡，知卿有令女，能以配焉。佳儿佳妇，足以慰吾两翁。”不知徐达是感到莫大荣光，还是感到君命不可违，总之，马上顿首谢恩了。朱元璋亲自做主，年方14岁的徐氏，入燕王朱棣的府第并被册为王妃。那是洪武九年（1367年），朱棣刚满16岁。

靖难之役中，朱棣颇得力于这位王妃。朱棣带兵去攻打大宁，李景隆乘机围攻北平。当时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形势很危急，多亏了王妃徐氏的谋划。城中兵少，徐妃便激劝将校士民的妻子参战，组成一批女兵，披上铠甲，登城拒守，终于坚持到朱棣回师。

朱棣登位之后，徐氏正式册封为皇后。对成祖，她是一位贤内助。对子女，她是一位好母亲。

在宫中，徐皇后经常劝说朱棣行仁义，说尧舜行仁义从亲亲开始，你要对你的兄弟们，对咱们皇家亲属首先行仁义，然后再对天下行仁义。同时，她也能够帮助朱棣协调一些关系。有一次她问朱棣：“陛下依靠的都是什么人啊？”朱棣说：“朕依靠的是六卿这些人。”徐皇后说：“那我就把那些命妇们，都请到宫里来，给她们赏赐，招待她们。然后对她们说，朋友之间的话，可听可不听；夫妇之间的话，是最容易被丈夫接受的，希望你们好好地帮助你们的丈夫。”朱棣听了，深以为信。

徐皇后有个弟弟叫徐增寿。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时候，他把宫廷里的秘密透露给朱棣。后来在南京危急的时候，建文帝亲手把这个出卖他的叛徒杀死了。朱棣夺取政权，做了皇帝以后，想报答徐增寿，要给他的孩子很高的爵位。徐皇后非常不同意。但是，朱棣坚持这么做，宣布完了才告诉徐皇后。徐皇后说这不是我的想法，所以对这件事不表示感谢。这点很像当年的马皇后，就是说不能够“私外家”，我嫁给你朱家了，那我就要维护朱家的天下，你更不能忘了历史上那些外戚干政的教训。明朝没有后宫干政，这是朱元璋、朱棣立下的规矩，和马皇后、徐皇后的垂范作用也分不开。

可惜，徐皇后寿命不长，永乐五年（1407年），病逝，临终前她还劝朱棣要爱惜百姓，广求贤才，恩礼宗室，不要娇宠外戚。对于她的死，朱棣十分伤心，为她在灵谷寺、天禧寺举行了大斋，听群臣前来致祭。徐氏被谥为仁孝文皇后。后来朱棣在北京天寿山为自己营建了陵墓长陵，首先将徐氏安葬其中。从此，朱棣不再册立皇后。

徐皇后病逝的第二年，朝鲜国王贡献给成祖数名美女。其中有个18岁的女子权氏。她天姿国色，聪明过人，能歌善舞，尤其是善吹玉箫，成祖十分怜爱她。

宁王朱权曾写宫词描绘道：

忽闻天外玉箫声，花下听表独自行。

三十六宫秋一色，不知何处月偏明。

鱿鱼窗冷夜迢迢，海峤云飞月色遥。

宫漏已沉尽倒影，美人犹自学吹箫。

宫中的女宫王司彩也禁不住写宫词歌咏这位美貌而得宠的皇妃：

琼花移入大明宫，旖旎浓香韵晚风。

赢得君王留步辇，玉箫嘹亮月明中。

可是，这位贵妃也是天命不永，永乐八年（1410年），成祖率大军出征，特地带权贤妃作为随侍嫔妃宫女，随军出塞。没有料到，这位独得天宠的妃子，竟然在大军凯旋回宫时死去了。成祖伤心欲绝。这是徐皇后死后对成祖的又一次精神打击。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权妃之死不久就演变成了一场对宫人的大屠杀。

这场祸起于吕氏和权妃两家奴婢的一场争吵中透漏出的不祥信息。权妃因受到成祖的宠爱，受命掌管六宫。

吕氏对此很不满，曾当面斥责权妃：“有子孙的皇后都死了，你才管几个月就这般无礼！”于是，串通两个宦官从一个银匠家里弄来砒霜，研成末儿，放进茶里给权妃喝，权妃随即毙命。她的死让明成祖悲痛欲绝。

就在此时，宫中发生了两名姓吕的朝鲜宫人与宦官相好之事。这原本是件极其平常的事情，历代宫中都有这种事情发生（宫中的很多宫女、嫔妃，因得不到皇帝的宠幸，便和宦官相好，虽然宦官不能行夫妻之事，但多少可以给予一些心理上的慰藉和生活上的照顾，这种现象宫中称之为“对食”，与宦官对食的宫女称为“菜户”）。对此，皇帝一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有的皇帝还亲自撮合宦官和宫女结为对食。

这种现象虽然在永乐年间并不盛行，但此举还不至于丢掉性命。但是这件事却使宫中遭受了一次大地震，数百宫女和宦官被杀。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有人认为明成祖痛下杀手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明成祖朱棣正经历丧失权贤妃之痛，心情本来就不好，而别人却在这时候风流快活，出于嫉妒而杀人；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宫中有人散布谣，说权贤妃是被宫女吕氏下毒致死的，明成祖闻后大怒，于是将有关人员一起诛杀。那么，究竟是谁和宫女吕氏过不去，出来散布的谣呢？

其实，吕氏就是这次相好事件的主角，另一个叫贾吕的宫女对吕氏倾慕已久，想与其交往。但是吕氏对贾吕的为人很是不屑，拒绝与她结好。

贾吕心存不满，于是散布谣说，在北征凯旋回师途中，服侍贤妃的吕氏在贤妃的茶中下毒药。所以，明成祖迁怒于宫女，便大开杀戒。

这件事情过去没几年，又发生了另一件让朱棣大开杀戒的事，这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永乐十八年（1420年），成祖宠爱的另一个女人王贵妃也死了，朱棣再次经历丧妃之痛，而此时又发生贾吕和宫人鱼氏私下与小宦结好之事。成祖大发雷霆，贾吕和鱼氏非常害怕，便上吊自杀了。

谁知明成祖竞以此为由，亲自审讯贾吕侍婢，不料这次审讯却牵出这一一班宫女要谋杀皇帝的口供。朱棣极为恼怒，亲自下手对宫女们动用酷刑，受株连被杀的宫女近2800名。

据朝鲜的《李朝实录》记载：当宫中宫人被惨杀之时，正好赶上宫殿被雷电击震，宫中的人都很高兴，以为朱棣会因害怕报应而停止杀人，可是他全然不惧。两次屠杀事件，被诛的宫女及宦官达三千人之多。

对于上述明成祖怒斩三千宫女的缘由，一些学者从病理学的角度来剖析明成祖的异常行为，认为朱棣之所以如此残杀无辜，可能和他晚年所患的疾病有关。据官修的《明史》及《实录》记载，明成祖晚年患疾病，容易狂怒，发作难以控制，甚至歇斯底里，再加上他生性残忍好杀，所以更加狂暴异常，这可能是目前最合理的解释了。

郑和遗骨下落之谜

关于郑和的卒年，一般通行的看法是宣德九年（1434年），理由是这一年跟随郑和出使的王景弘单独出使苏门答腊国，因此推测当时郑和可能已死。20世纪30年代，法国人伯希和在《郑和下西洋考》一书中便采用了这一观点，而且他还认为当时国外流行的关于郑和死于1431年的看法是错误的。不过也有人坚持认为，郑和的卒年应该是宣德十年（1435年），根据是宣德十年正月，南京守备出缺，以黄福参赞南京机务，九月司礼监出缺，以王振为司礼监太监。他们之所以能够继任这些职位，正是因为郑和已经去世。

另外还有人认为，郑和死于宣德八年（1433年）。因为根据明朝天顺年间的《非幻庵香火圣像记》记载，郑和于“宣德庚戌（五年），钦奉上命，前往西洋，至癸丑（八年）卒于古里国”。而祝枝山在《前闻记》里也记载道，郑和的最后一次下西洋是在宣德七年到达古里，宣德八年回国，当年七月六日回到南京，而他就是死在回国途中。

那么，郑和去世后究竟葬在哪里呢？

关于这个问题流传着多种说法，整理如下：

（1）被埋葬在南京的牛首山上

现在，郑和墓就坐落在南京著名的佛教“牛头禅”发源地牛首山南麓，墓前傍水库，后靠大山，峰峦环抱，风水极佳。墓地居于一个小山坡上，占地面积约二十亩，南北长三百米，东西宽六十米，高约八米。墓按伊斯兰风格修建，整个墓形是“回”字形，保持了回族及穆斯林葬仪的习俗、规格和风貌。

郑和墓前台阶有四组七层二十八级，寓意郑和七次下南洋，历时二十八年，遍访近四十个国家和地区。

南京郑和墓自从20世纪60年代被发现以来，吸引了无数海内外学者、游客前来参观。

但是，郑和墓究竟是真墓还是衣冠冢，众说纷纭。认为此处为郑和安葬墓的学者考证，《郑和家谱首叙》云：郑和“止（亡）于王事，归葬牛首山，赐祭田万顷，诏以立功之处建立。”清同治《上江两县志》：“牛首山，太监郑和墓。永乐中，命下西洋，宣德初，复命，卒于古里，赐墓山麓”。该志（系上元、江宁合志）所记，郑和死于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赐葬于南京。

但有的学者认为清朝的文献不可信，由于当年指认“井首山”古墓是郑和墓主要依据是村民的传说和推测，并没有发现证明此墓是郑和墓的文物。不少学者认为这座“郑和墓”至多只是郑和衣冠冢。郑和1433年4月逝世于印度古里，船队同年七月返回国内。这就是说，郑和去世到船队返国历时三个多月，正是炎热的季节，航线地处热带，郑和的遗体显然不可能保存好带回国内安葬，很可能葬在古里、苏门答腊或爪哇。

但是，南京大学教授潘群、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季士家、郑和后裔郑自海等则坚称，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得出结论：南京郑和墓并非衣冠冢，而是名副其实的郑和安葬墓。他们一致认为，郑和是一个两万七千人的统帅，去世后不可能被无端丢在国外。中国有叶落归根的说法，中国也有水域保持尸体不腐的说法。明代船上都有为骤然去世者所准备的棺材，比如明代大将沐英云在云南去世后经过八个月的长途旅程把他的遗体运到南京郊外安葬，再比如大清官海瑞，他在南京去世后从长江一直运到海南岛安葬，这都说明明代有去世地和葬地相隔很远，但都运到葬地的事例。并且南京是郑和历次下西洋的“大本营”，六次下西洋后郑和又出任南京守备六年，像郑和这样显要的人物，葬在南京，对皇上、对死者，以至对其子孙后代都有了交代。所以，郑和的遗体很有可能是不惜代价运回国内，安葬在南京牛首山。

尽管如此，后人至今并未找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此推测，这桩学术公案还没定论。

（2）葬于南洋三宝垅

据史籍载，郑和是在第七次下南洋的归国途中死在古里的。葬在哪里？一些学者认为，葬在爪哇的三宝垅。今印尼爪哇的三宝垅，有三宝洞，供有郑和像。三宝洞旁有三宝墩，相传为郑和墓。三宝垅因纪念郑和而得名。

但南洋学者认为此说不足为信，认为三宝洞的土墩是王景弘之墓。但王景弘是否死在爪哇，也是个谜。

（3）葬在印度古里

根据我们回族的说法，当时流行速葬，也就是三天内必须下葬。郑和逝世的时候正是天气最炎热的时候，于是就葬在印度古里当地，只把他的衣冠和发辫带到国内。

（4）火葬

因为印度流行火葬，郑和又信仰佛教，很可能就进行了火葬。

以上种种皆是人们的推测，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实。因此，郑和的遗骨现在何方，仍旧是一个历史之谜。

唐伯虎是否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谜

唐伯虎（1470-1523年），因为出生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故名唐寅，又因属虎，故又名唐伯虎。字子畏、伯虎，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唐寅的诗文书画笔资雅秀，设色艳丽，风骨奇峭，活泼脱洒，给人以清新优美的印象，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以唐伯虎的才气，号称吴中四才子之一或者江南四才子之一，被冠之“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美誉的确也是当之无愧的，但有人说这一称号是唐伯虎自称的，这是真的吗？

此说出自明阎秀卿的《吴郡二科志》。该书记载：唐寅进京会试蒙不白之冤后开始浪迹江湖，曾意气风发地说：“‘大丈夫虽不成名，要当慷慨，何乃效楚囚？’因图其石日：‘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对唐伯虎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说，许多人提出了异议。理由是：其一，有关唐伯虎的风流浪漫故事，基本上都是虚构的。比如秋香，我们已专题讨论过，秋香大唐伯虎二十岁，华太师小唐伯虎二十七岁，这是一个“乔太守点鸳鸯谱”的故事，与唐伯虎的真实生活无关。又如，他的第三个妻子名叫沈九娘，古代女子常以“某娘”取名，怒沉百宝箱的有“杜十娘”，赵匡胤千里相送的有“赵京娘”，沈九娘很可能是她爹妈的第九个孩子，但好事之徒却把她附会成唐伯虎的第九个妻子，于是便有了“九美图”之说。一夫“九美”，能不风流吗？

其二，阎秀卿虽为明代人，但史料中没发现他同唐伯虎有任何交往。因此，他对唐伯虎的记述没有太大的可靠性。而且，从现存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篆文印章来看，朱底白文，约五点五厘米见方，与唐伯虎所作画幅、印章相比，显得过大。特别是印章边款中既有“桃花庵主属戎青刻”的字样，又有文徵明的‘题六如居士诗“四首，还有清代金石家汪启淑，画家巢林、西唐等人赞辞、题识，有故弄玄虚之嫌，显然是民间好事者的伪作。

其三，唐伯虎是性情中人，虽是玩世不恭，恃才傲世，但决不会伤害朋友。如果他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那将置同为”江南四大才子“的祝枝山、文徵明等人于何地？特别是祝枝山，年长唐伯虎十岁，才隋不在唐伯虎之下，其风流怪诞甚或过之。更重要的是，唐伯虎几度消沉，祝枝山、文徵明都是他的精神支柱，使他在沉沦中奋起；唐伯虎经济拮据时，祝枝山、文徵明都曾给他无私的援助。站在这样有恩有爱的朋友面前，他能、他敢自称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吗？

其四，考唐伯虎生活最如意的时期，不过是他十六岁高中秀才之后的几年。那时他还小，父母在堂，夫妇恩爱，功名还未成就，既不敢高标傲世，也不能风月无边。二十五岁时，父、母、妻、儿、妹相继去世，他一度消沉；二十九岁”秋闱“中解元是他生活的顶峰，但时日苦短，接连要赶到北京参加明春的会试，实在是无暇风流。而一旦会试之后，即被搜捕入狱。出狱后，仕途断绝，颜面扫地，妻子出堂，门庭冷落，仅以卖画为生，惨淡经营，渐人困境，诗作中再也看不见满纸云霞，看不见达意潇洒，多的倒是”悲老大“、”病酒身“、”囊没钱“之类，有感伤语，有失意语，有警世语，有自慰语，有旷达语，但绝无自傲语。

特别是晚景凄凉，贫病交加，诗曰：

十朝风雨若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

信是老天真戏我，无人来买扇头诗。

荒村风雨杂鸣鸡，燎釜朝厨愧老妻。

谋定一枝新竹卖，市中笋价贱如泥。（《贫士吟》）

“落魄迂疏”，可悲可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说，能附丽于何时、何地呢？

但是，也有人认为，唐伯虎少年得志，有青云直上之势，中年突遭贬遏，愤而佯狂自傲，称自己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或亦有之。

其一，《吴郡二科志》有较强的史料价值。据有关专家考证，阎起山，字秀卿，长洲人。生于成化十九年（1483年），卒于正德二年（1507年），享年仅二十四岁。他少年时代就开始结交吴中名流，与文徵明等人有比较密切的交往。《吴郡二科志》撰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正值唐伯虎盛年，故其记述可信度应与祝枝山相当。这条史料，曾为清初史家尤侗的《明史拟稿》和王鸿绪《明史稿》袭用。书中还记有杨循吉、祝允明（即枝山）、文璧（即征明）、徐祯卿、桑悦、张灵等人之事，大多亲切、平允可读。阎起山以当时人写当时事，以圈内人写圈内事，应为确证，不可因为唐伯虎护短而抹杀其史料价值。

其二，古代文人画士常有刻章明志的雅趣，唐伯虎也不例外。二十五岁那年，相继失去了五位亲人，他想，难道自己的名号“伯虎”和那象征灾难的“白虎星”有什么关联吗？他不相信命运，索性就自称“白虎”，还刻了一枚以“白虎”命名的印章，堂而皇之地盖在许多传世画作上。这既是一种无奈的自嘲，更是他反叛性格的充分体现。此外，他的名号除“子畏”外，还有“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鱼国唐生”、“逃禅仙史”等，大都是一时一事的触动，兴之所至而为。当他锒铛入狱之后，浪迹江湖之时，他的才华，他的傲气，他的自嘲与玩世不恭，促使他刻一枚“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印章，以宣泄心中的块垒，是完全可能的。

其三，“科场舞弊案”发生后，唐伯虎的功名仕途遭到了灭顶之灾。真个是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沮丧、失望、属辱、悲愤……本来就恃才狂放的唐伯虎，自然就采取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以寻求自我解脱。他开始浪迹江湖，佯狂不羁，出入于茶肆酒楼，流连于烟花柳巷，既然做“正统文人”无望，他的叛逆性足够支持他以“风流才子”自居。这既是一种宣泄，也是一种抗争，既嘲弄了当局，也在嘲弄自己。其《绮疏遗恨》之诗云：

月沈花谢事堪伤，春树红颜梦短长。

只有绣床针线在，残绒留得口脂香。（《绣床》）

三尺银擎隔帐燃，欢愉未了散姻缘。

愿教化作光明藏，照彻黄泉不晓天。（《灯擎》）

其“风流”之情跃然纸上。在古代，妓院承担着社交的职能，文人名士在妓院中厮混，是一种时尚。从明代的复社诸公，熟知的如侯公子，到民初的党国新贵，熟知的如蔡锷，都曾以妓院为背景，纵横捭阖。

《明史》载：祝枝山成名之后，“求文及书者踵至，多贿妓掩得之”。意思是，祝枝山常常留宿妓院，向他求文、求字的人成群结队，大多是通过贿赂妓女，采取突然袭击手段，才能得到。唐伯虎在《怀》中缅怀往事时也说：“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又说：“十载铅华梦一场，都将心事付沧浪。”有人读到唐伯虎晚年贫叹病的诗，就以为他冬烘、迂腐，并不风流，实在是天大的笑话！

至于是否会自署“第一”的问题，首先是，在“江南四大才子”的民间排名中，唐伯虎本来就是第一；其次是，唐伯虎也是一时激愤之作，不会考虑得那么仔细；第三，在“四大才子”中，长于唐伯虎十岁的祝枝山，是温厚长者，略小于唐伯虎的文徵明是谦谦君子，更重要的是，他们本来就是患难与共的朋友，理解他的痛苦，理解“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宣泄力度，都希望他在佯狂自谑中解脱，而不会同他计较。

其四，唐伯虎不拘礼法，常有惊世骇俗之举，所以，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也很自然。《明史》载：“（子畏）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渚生业。”他们的另一个好友就是祝枝山。这三个人都以放浪不羁、恃才傲物闻名于世。《尧山堂外纪》记载：在一个下雪的日子，他们三人穿着破衣，装扮成乞丐，敲渔鼓，唱《莲花落》，挨家挨户讨钱，得钱后沽酒买肉，跑到荒郊野外的破庙中痛饮。口里还说，“这种陕乐，可惜没让李白知道！”正是这种幽默、开朗、怪诞、荒唐、玩世不恭的行为，才给他留下了“风流才子”的美名。

其五，“风流才子”必备条件有三：一要有口笔双佳之才，二要有体态风流之貌，三要有流连风月之行。以“才”而论，在“江南四大才子”中，祝枝山以“书”名，文徵明以“画”名，徐祯卿“以”诗“名；兼掩三家之长，号称诗、书、画”三绝“的，只有唐伯虎。以”貌“而论，祝枝山右手六指，故自号”枝指生“以自嘲，且在四人中年龄最长，比唐、文大十岁，比徐大十九岁，到徐祯卿比肩之日，他已老大不小了；而徐祯卿虽是年轻，但容貌丑恶，《明史》载，祯卿举进士后，曾备馆选，”以貌寝不与“。寝者，丑陋也。他自然也戴不上”风流才子“的桂冠。

至于那位文徵明，书、画均佳，不能说无才；但在科举道路上却很坎坷，从弘治乙卯（1495年）二十六岁到嘉靖壬午（1522年）五十三岁，十次应举均落第，直至五十四岁才受荐以贡生进京，待诏。也扛不起”风流才子“的大旗。

只有摆脱了名利羁绊的唐伯虎，青春年少，才华横溢，特立独行，放荡不羁，才能担当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重任，成为明代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大江南的形象代人。

称唐伯虎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他是当之无愧的。

至于他到底刻过”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印章没有，并不重要；他到底”点“过秋香没有，也不重要；他老了，哭穷叫苦了，也不重要。人们需要一个高标傲世、风流儒雅、蔑视礼法、可爱可亲的形象，便把许多风流韵事异口同声地附会在他的身上。

编《明史》的张廷玉先生早就看出了这个秘密。他在《唐伯虎传》后写道：“吴中自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

“增益而附丽”，使得民间传说中的唐伯虎，比现实中的唐伯虎更为生动，更加丰满，也更加出色。

明仁宗死亡真相之谜

明仁宗朱高炽是明成祖朱棣的长子，他的生母徐皇后是明朝开国功臣徐达之女。据史书记载，朱高炽幼年的时候就聪明好学，深受祖父朱元璋的喜爱。

据说在洪武年间，有一次朱元璋让秦王、晋王、燕王的嫡子进京接受考察。派他们去检阅部队，结果朱高炽回来得最晚。朱元璋就问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朱高炽说：“天气很冷，我想等士兵吃完饭再检阅。所以，就回来迟了。”朱元璋听了之后感到非常高兴，认为他有体恤臣属的慈悲心。

又有一次，朱高炽奉命批答奏章，批好后给朱元璋看。结果奏章里有一些错别字和小毛病没有改，朱元璋就问他是不是没有看到，朱高炽回答说：“小过不足以上渎天听”，这使朱元璋很开心。接着问他在尧舜时，百姓如遇水旱灾害怎么办？朱高炽回答说需要圣人采取恤民的政策来解决这些困难，朱元璋对他的回答感到很满意。

因此，朱元璋对朱高炽非常赞赏。《明史》中说朱元璋夸奖朱高炽“有君人之识也”。当然，当时朱高炽毕竟还不是皇位的继承人，这种溢美之词有可能是后人在他当皇帝后附会上去的。但种种说法都表明朱高炽深受朱元璋喜爱，因此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被册封为燕王世子。

但是深受祖父喜欢的朱高炽，却始终得不到父亲朱棣的欢心。首要的一个原因是朱棣和朱元璋一样，江山都是马上得来的，特别是朱棣上马能开弓，下马能治国，他非常尊崇唐太宗，因为自己和李世民一样都不是长子，又都是马上得天下。他认为皇帝应该是那种能够君临天下、震慑万民的人。而朱高炽却太过老实仁厚，再加上他身体不好，既多病又肥胖，走路很不方便，朱棣非常不想让他做接班人。

而与此同时，朱棣却非常喜欢二儿子朱高煦，因为他很像朱棣本人，是明初数一数二的猛将。在靖难之役中，朱高煦曾随朱棣兴兵南下，带领军队做先锋，战功赫赫，并几次冒死救护朱棣。朱棣曾对朱高煦说过：“世子多病，勉之！”公然向他暗示，想要将皇位传给他。但最终却未能如愿。那么，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等到朱棣即位以后，朱高煦要求兑现承诺，朱棣就征求众大臣、亲信的意见，结果多数赞同朱高炽，不赞成他。当时隆平侯张信是朱棣的救命恩人，朱棣非常敬重他，朱棣问他能不能换了太子，张信说这是天理人伦，不能随便更改，就连朱棣最信任的大臣道衍和尚、兵部尚书金忠、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人都不同意。大学士解缙还写了一首诗：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

看到这种情况，朱棣只好放弃了改立太子的想法。朱高炽最终能够继承皇位，除了因为他的嫡长子身份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人们认为朱高炽娶了个好老婆，又生了个好儿子。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朱棣很喜欢仁宗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朱瞻基出生时，朱棣当时还是燕王，据说他梦见父亲朱元璋送给他一个白圭，并且说了一句：“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后来，他起兵靖难，夺得皇位，正好应了这个梦，所以他最疼爱这个孙子。他想，这皇位最终还是传给孙子的。朱棣生前曾一再明确向臣子表明将来继承朱高炽皇位的，只能是长孙朱瞻基。而朱高炽的皇后张氏，据说有朱元璋的马皇后、朱棣的徐皇后之风，见识远大而乖巧伶俐，是个贤内助。据《明通鉴》记载，张氏嫁给仁宗后，很得明成祖和徐皇后二人的喜爱。明仁宗还在当太子的时候，朱棣曾经几次想要废掉他，但最终都因为张皇后的缘故而作罢。

《明宫词》中记载，张皇后是朱棣手下第一功臣张玉的女儿，张玉死于靖难，被追封为河间王，朱棣对儿媳妇很好。有一次朱棣和朱高炽夫妇一起吃饭，为了一点小事，朱棣大骂儿子，儿媳不好说什么，就退到厨房做了几样朱棣爱吃的菜肴端上来。朱棣一见，怒气全消，就指着儿媳对朱高炽说：“如果不是你的老婆，我早就把你太子的位子给废了。”当然这是传，不足采为信史。

事实上，生长在复杂的皇室家庭，朱高炽本人也不像一般人们认为的那样毫无能力，从一些事件和经历上来看，他还是很有魄力的。首先一点是他非常能够忍耐，可谓坚忍不拔。在永乐年间，曾有过四次大规模的打击朱高炽太子地位的活动，但都没有成功。

他登上皇位以后，采取了减轻民困、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等一系列措施。首先平反冤狱，释放夏原吉等因谏阻北征而入狱的老臣，释放东宫旧臣并复官，特别是赦免了建文帝时期的许多旧臣，同时废除苛政，停息从明成祖开始的大规模用兵，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文化得到了复兴，读书人的待遇比洪武、永乐两朝要好，这些都有利于维系人心和稳定统治秩序。他还调整统治机构，使内阁成为协助皇帝决策的重要机构。

在他当政期间，褒奖直，虚怀纳谏，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仁宣之治”。因此，仁宗虽然在位时间很短，但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那么，朱高炽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一，嗜欲过度说

朱高炽去世前三天，他还在日理万机地处理朝政，从身体不适到“崩于钦安殿”前后仅两天时间。明人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称他“实无疾骤崩”。

壮年天子，登基未足一年，“无疾骤崩”，其中必有缘由。但《明仁宗实录》、《明史。仁宗纪》等，都只字不提其死因。这样，朱高炽因何而暴卒，就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一种观点认为，朱高炽死于嗜欲过度。

朱高炽之贪欲好色为人所共知。据朝鲜《世宗实录》记载，朝鲜使臣尹凤回国后禀告朝鲜国王说：洪熙皇帝“好戏事”，“沉于酒色，听政无时，百官莫知朝暮”。

朱棣活着的时候，作为太子的朱高炽根本不敢亲近女色。但明朝的皇帝都是

好色之徒，憋了二十年，登其之后他能不发泄吗？而且，朱高炽对于其父有着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按照制度，居丧期间，他是不准亲近女色的，可是朱高炽偏偏不守这个规矩，以表示对其父和所谓礼法的蔑视。

《明通鉴》和《明史》都记载，仁宗即位不久，大臣李时勉曾上一奏疏，劝他不要嗜欲过度。其疏云：“侧闻内宫远自建宁选取侍女，使百姓为之惊疑，众人为之惶惑。若曰：天子之宫，古有常制，则大孝尚未终；左右侍御，不可无人，则正宫尚未册。恐乖风化之原，有阻维新之望。”

李时勉的当头棒喝，触及了朱高炽的命门。览奏后，他怒不可遏，当即令武士对李时勉动刑，李时勉险些丧命。直至垂危之际，朱高炽仍难忘此恨，说“时勉廷辱我”。由此可见，朱高炽确实纵欲无度，李时勉的奏疏确实触其痛处，否则，他不会如此耿耿于怀。

朱高炽的儿子宣宗即位后，有人提到李时勉辱没先帝的事，宣宗大怒，说：’缚以来，朕亲鞠，必杀之。“

李时勉被带到，宣宗骂道：“尔小臣敢触先帝，疏何语？”李时勉叩头道：“臣谅阁（谅阁：天子居丧期问）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前话是实，后话得体。宣宗听后，叹李时勉为忠臣，立即官复原职（见《明史·李时勉传》）。

还有人认为，仁宗猝死的原因是服用了治疗“阴症”的金石之药，中毒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