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危机中崛起（1/2）

据说，洪武时期的大臣在每天早朝前，一定要与妻子诀别，安排好后事，犹如上法场一般，意谓此去凶多吉少。下朝后阖家欢悦，庆贺又活过一天，真是“度日如年”。有经验的大臣都知道，上朝时朱元璋将玉带高抬在胸前，即表示心境平和，不会轻开杀戒。如果将玉带按于腹下，肯定怒火中烧，当朝必有不少人难逃杀身之祸。大明帝国就在这种危机中开始崛起。

胡蓝之狱

明太祖出身农家，对农民生活多少有点了解。他即位以后，也注意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他告诫地方官员说：“现在天下刚刚安定，百姓财力困乏，好像初飞的鸟，不能拔它的毛；新种的树，不能摇它的根。”他要官员们廉洁守法，不能贪赃枉法，加重人民负担。以后，他又招集流亡农民，开垦荒地，免除三年的劳役和赋税；要各地驻军屯田垦荒，做到粮食自给。他还兴修水利，奖励植棉种麻。所以，明朝初年的农业生产有了很明显的发展。新建立的明王朝统治也巩固下来。

俗话说：“狡兔死，走狗烹。”天下初定，龙袍加身，朱元璋开始利用特务组织对功勋卓著的文臣武将实施大规模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清洗。朱元璋设立一个叫做“锦衣卫”的特务机构，专门监视、侦察大臣的活动。大臣在外面或者家里有什么动静，他都打听得一清二楚。谁被发现有什么嫌疑，就有被打进牢狱甚至杀头的危险。明太祖对待官员极其严酷，大臣上朝的时候惹他发了火，就在朝廷上被按在地上打板子，叫做“廷杖”，也有被当场打死的。这种做法弄得一些大臣们个个提心吊胆，每天上朝的时候，都愁眉苦脸地向家里亲人告别。如果这一天平安无事，回到家里，亲人就高高兴兴庆幸他又活了一天。

朱元璋是濠州人，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如李善长、徐达、常遇春、汤和、胡惟庸等人都来自濠州及其附近地区（即淮西一带），朱元璋的这些老乡在朝堂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即淮西集团。淮西集团居功自傲，在朝政上为所欲为，极力排挤非淮西籍的大臣，在明王朝这个新兴的统治阶层内部，逐步形成了淮西功臣集团与非淮西功臣之间争权夺利的局面。

这时的朱元璋不但没有安抚群臣，制止党争，反而坐山观虎斗，放任这两股势力内斗，名臣刘基的被害就是这场斗争的恶果。刘基是浙东地主集团的代表，知识渊博，博通经史，是朱元璋建国过程中功勋卓著的军师谋士，屡出奇策。建国后，明朝的礼乐、刑罚、科举等典章制度的确立也渗透着刘基的见解和思想。刘基性格刚毅，疾恶如仇，与淮西功臣不合，被淮西功臣视为眼中钉，即便刘基告老还乡后，淮西人也不肯放过他。胡惟庸等人不断在朱元璋面前进谗，最终革掉了刘基的岁禄。不久，刘基忧愤成疾，一命呜呼。当时也有说法是刘基生病时，胡惟庸派医生来看过，而刘基服药后不久就死了。不管刘基是否真的是胡惟庸毒死的，在刘基忧郁成病的过程中，朱元璋不闻不问，其用心是很明显的。

然而，淮西功臣集团的得意只是短暂的。当他们替朱元璋料理了其他功臣之后，他们最后的利用价值也就没有了。当这些功臣还天真地把天子当做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时，朱元璋早已为他们准备了杀戮的屠刀。

胡惟庸，淮西定远人，朱元璋的故旧。洪武三年（1370年），胡惟庸进入中书省，任参知政事。在李善长的推荐下，几年内胡惟庸连升三级，官拜中书左丞、右丞相、左丞相。洪武十年（1377年），胡惟庸已经变成了皇帝之下第一人，位极人臣了。

起初，胡惟庸还知道收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的欲望不断膨胀，他开始专权用事，朝廷上人命生死、官员升降等大事都要得到他的批准才能处理，朱元璋自然对这种大权旁落的景况十分不满。再加上朱元璋发现胡惟庸和陆仲亨、费聚等淮西功臣往来密切，这种丞相和军事将领的勾结更成了朱元璋的心腹大患。

于是，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抓捕胡惟庸，处以极刑，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数人同案被杀。但是，“擅权枉法”并不构成死罪，为了把此案定成铁案，朱元璋将胡惟庸的罪名升级，变成了私通倭寇，阴谋造反，而此时胡惟庸已经被处死，死无对证。

胡惟庸案成为一个引线，在随后的十年中，朱元璋以此为借口，同谋犯越查越多，无数功臣被冤杀。在胡惟庸案爆发十年后，洪武二十二年（1390年），朱元璋以发现李善长和胡惟庸共同谋反的线索为借口大开杀戒。已经77岁的太师、韩国公李善长被赐死，全家70余人被一同处死，只留下了朱元璋的亲生女儿临安公主和她的丈夫、李善长的长子李祺，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这也许是朱元璋大屠杀中唯一的一次例外。

朱元璋还特意编撰了一本名为《昭示奸党录》的书，附录李善长的供词，昭告全国。

至此，胡惟庸案才算告一段落。10年中，唐胜宗、陆仲亨、费聚、赵庸等功臣宿旧和依附胡惟庸的六部官属，约3万多人被株连杀害。

在处治胡惟庸案的当年，朱元璋趁机裁撤了中书省，收回了丞相权，不再设丞相一职，以防皇权旁落。此后，皇权兼并相权，国家政事由六部分别处理，再经“朝廷总之”。这样，大权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皇帝通过大臣之间的互相制衡来控制朝政，大权独揽，威临天下。但是，以皇帝一人之力要想处理天下之事几乎是不可能的。明成祖朱棣继位后，命官品较低的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在午门内的文渊阁当值，以备皇帝在处理政务时商讨咨询之需。这个协理皇帝的部门就叫“内阁”，协理官员就叫“大学士”。

于是，逐渐形成内阁制。久而久之，六部离皇帝越来越远，内阁离皇帝越来越近。遇有大事，皇帝往往向内阁垂询，交六部执行，大学士就从制度上的秘书变成了实际上的丞相。

胡惟庸一案使淮西集团文官势力被铲除殆尽，剩下的就是武将势力了。

为此，朱元璋又兴蓝玉之狱。

蓝玉是明初的一员猛将，骁勇善战，数次统兵出征，立了大功，被朱元璋比喻为大破匈奴的汉代名将卫青和唐代名将李靖，并封蓝玉为凉国公。但是，明朝建国后，蓝玉日益骄横起来，在自己的庄园里豢养了几千名庄奴和家丁，横行乡里，侵占民田，无恶不作。御史前来按问，也被他鞭打驱逐。此外，蓝玉北征归来，到达喜峰关关口，还不等关吏开门，便率领手下兵丁毁关而入。种种恶迹令朱元璋忍无可忍。

这第二次屠杀的过程和胡惟庸案大致相仿，只不过此时朱元璋年事已高，时不我待，因此杀戮更为迅速。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被告谋反，立即被逮捕入狱，第三天就被处死，满门抄斩。随后的两个多月里，15000人被族诛，其中有1个公爵，13个侯爵，2个伯爵。有的人早已死亡，但是朱元璋的法律是追溯既往的，于是这些人的子孙被株连抵罪。同样的，朱元璋又编撰了一本书，名为《逆臣录》，昭告全国。

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史称“胡蓝之狱”，共四万五千余人被杀。到朱元璋驾崩之时，开国的功臣宿将几乎被他杀光了。

靖难之役

朱元璋在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和无情的大规模屠杀，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的同时，为进一步巩固统冶和防范北元势力，他于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年、二十四年先后三次把自己的二十几个儿子封为亲王（朱元璋共有26个儿子，其中长子朱标立为太子；第9子、26子早死；第20子未到封国；第21、22、23、24、25子五人因年幼至永乐六年始到封地），并陆续派置到全国各地。

诸王在自己的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地位非常高。

朝廷大员、地方官员遇见，均需伏地拜谒，不敢失礼。同时，每个王府都设有护卫亲军，人数少者3000人，多者达万人。尤其是驻守北部边疆的各位王爷，因负有防御蒙古贵族侵扰的任务，地位尤高。

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九王，平日训将练兵，战时可以直接指挥驻地部队。燕王朱棣、宁王朱权曾多次受命带兵出塞征战，负责筑城、屯田等事，军中大将均受其节制，除军国大事需上报朝廷外，小事可以自己临机处置。至洪武末年，朱棣已有重兵十万；宁王朱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蒙古兀良哈三卫骑兵皆归其统辖，势力急剧膨胀。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皇储朱标病故，年仅38岁，史称“懿文太子”。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朱元璋并没有在其他儿子中选拔储君，而是立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

朱允炆和朱标一样，性情十分柔弱。据说有一次朱元璋和众皇子皇孙一道游园，明太祖见微风吹动辇驾骏马的尾巴，心中一动，脱口吟出一个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让儿孙们应对，朱允炆对的下联是“雨打羊毛一片毡”。明太祖一听不禁暗自皱紧了眉毛，脸色一沉，旁边的朱棣说道：“儿臣也有一下联。”明太祖叫他说来听听。朱棣说道：“日照龙鳞万点金。”明太祖一听，觉得朱棣的下联不仅工整，而且符合帝王之家的气魄，不由得大为赞赏。

朱允炆虽然年幼软弱，但并非昏庸无能，其实他对局面的认识相当清醒。一天，朱元璋得意地握住朱允炆的手，笑着说：“我已把可能威胁你帝位的大臣们都杀了，而且你的叔叔们也在四方给你戍边，一旦有什么叛乱，他们就会勤王的，大明江山永固，你的皇位高枕无忧了。”朱允炆反问道：“如果叔叔们造反，那该怎么办呢？”朱元璋顿时语塞，只好反问道：“你看怎么办呢？”朱允炆说：“以德怀之，以礼制之。”意思就是说要用君主的厚待和仁德来安抚，用礼法来对他们加以约束。朱元璋这才比较放心。

公元1398年，明太祖死去，皇太孙朱允炆即位，这就是明惠帝，历史上又叫建文帝。当时京城里就听到谣传，说几位藩王正在互相串联，准备谋反。建文帝听了这消息害怕起来，把黄子澄找来说：“先生可记得那次在东角门说的话吗？”黄子澄说：“陛下放心，我怎么会忘记呢！”黄子澄退出宫门，就找建文帝另一个亲信大臣齐泰一起商量。齐泰认为诸王之中，燕王朱棣兵力最强，野心又大，应该首先削除燕王的权力。黄子澄不赞成这个做法，他认为燕王早有准备，先从他下手，容易打草惊蛇，不如先向燕王周围的藩王下手。周王朱校是燕王的弟弟，他的封地在开封。如果先把周王除掉，就好比砍掉燕王的翅膀，下一步再除掉燕王就不难了。两人商量停当，就向建文帝回奏。建文帝听了很高兴，就找个理由派兵到河南把周王朱校抓起来押到南京，削去王位，充军到云南。

接着，又查出三个藩王有不法行为，于是把他们一个个削去王位。

燕王早就暗中练兵，准备谋反。为了麻痹建文帝，他假装发了精神病，成天胡乱语，有时候还躺在地上，几天不起来。建文帝派使臣去探病，那时候正是大热天，燕王却坐在火炉边烤火，嘴里还不停地叫冷。使臣一回报，建文帝也相信燕王真的病了。但是齐泰、黄子澄却怀疑燕王装病，他们一面派人到北平把燕王的家属抓起来，一面又秘密命令北平都指挥使张信带兵逮捕燕王，还约定燕王府的一些官员当内应。不料张信是站在燕王一边的，反向燕王告密。燕王得到消息，就把王府里充当建文帝内应的官员全抓起来，宣布起兵。燕王是个精明人，知道建文帝毕竟是法定的皇帝，公开反叛，对自己不利，就找个起兵的理由，说要帮助建文帝除掉奸臣黄子澄、齐泰。“靖难之变”由此开始。

燕王本来就有带兵打仗的经验，手下有一支经过训练的精兵。他起兵南下，很快攻下了一些据点，许多州县的官员纷纷投降。建文帝害怕起来，撤了齐泰、黄子澄的职，想要燕王退兵。燕王哪肯罢休。打了三年，到了1402年，燕军在淮北遇到朝廷派出的南军的抵抗，打得十分激烈。有些燕军将领主张暂时撤兵，燕王说：“这次进军，只能进，不能退！”

没多久，燕军截断南军运粮的通道，发起突然袭击，南军就一败涂地了。燕军势如破竹，进兵到应天城下。建文帝见形势紧急，一面要将士拼死守城，一面派人向燕王求和，愿意割让土地，请求燕王退兵，又遭到燕王的拒绝。过了几天，守卫京城的大将李景隆打开城门投降，京城终于被燕军攻破。燕王带兵进城，只见皇宫大火熊熊，正在燃烧。燕王赶快派兵把大火扑灭，已经烧死了不少人。他查问建文帝的下落，有人报告说，燕兵进城之前，建文帝下命令放火烧宫，建文帝和皇后都跳到大火里自杀了。燕王朱棣即位，这就是明成祖。到了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

《永乐大典》

靖难之役后，朱棣被方孝孺等士大夫们视为“大逆不道”。为了给自己正名，朱棣迫切的需要做一件事情来挽回士大夫们的心，这样一来可以消除朝野上下的抗拒力量，二来可以把士大夫们重新集结起来，笼络他们。朱棣实际上就是要做给别人看，你们都说我杀戮文臣，我就偏要向你们展示一下自己的文治武功。朱棣率先想到的是，将天下分散在各种典籍中的文字分门别类的收集起来，做一本包涵天文、地志、阴阳、医算、僧道、技艺等多种资料的大百科全书，这样便于人们考索和摘录。想到做到是这位马上皇帝的特点，在他即位后，马上下诏，让解缙等人着手编著《永乐大典》。

想把古今典籍里的书全部编纂进去出来，并不是想想就能实现的，首先就需要搜集各种各样的古籍，有了这些古籍在编纂时候才能万无一失。朱棣问解缙难道文渊阁的藏书还不够多吗？解缙说，经史方面的书还算齐全，但是子集类的可就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了。朱棣马上交代礼部尚书说，不管是朝中的还是民间的，看谁家有古时传下来的遗书，只要是好书，奇书，不要过问价格，统统买回来。大规模的收集古书为《永乐大典》的编纂提供了极大的便捷，可这不过是简单的准备工作而已。为了让编纂的朝臣们安心修书，凡是参与编纂《永乐大典》，朱棣都给予了他们非常好的待遇，可以说是有求必应。有的人每天来往与文渊阁不是很方便。朱棣就把文渊阁附近的房子都腾出来供他们居住。而且还下诏令给光禄寺每天为这些人提供酒肴、茗果，如果是朝中的大臣参与编纂，每天可以不上早朝。

好的待遇也是要讲究条件的，这些条件反映再严格的责任制度上。凡是参与编纂的大臣每天必须按时间到编修的集中地点，早进晚出，谁要是雇人代写，消极怠工，全部依法论处。官府每天提供笔墨纸砚，在抄写的过程中如果有一点差错发纸重来，不管抄多少遍，最后都只能算一页。一页稿件在抄写完之后，要写上编纂者的名字，谁是分校官员，谁是总校官员，这些都要标的一清二楚，职责非常明确。正是因为高标准，严要求，传到今天的《永乐大典》才没有一点涂改、挖补、添加的痕迹，可见编纂者之用心。

第一次编纂较为顺利，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编著完成。解缙拿着书给朱棣看的时候，朱棣心里非常开心，还专门赐名为《文献大成》。147个编纂此书的大臣都也受到朱棣的赏赐。可惜的没过多久，朱棣在翻阅的时候，觉得《文献大成》并没有自己想想的那么好，觉得还有“尚多末备”。于是下诏另重修此书，这下可把朝野上下都惊动了。第一次编书时，已经是人才汇聚，可是这样的书皇上还不满意，那究竟什么要的书才能皇上想要的呢？朱棣也想到这一点了，此书耗147个大臣一年之力，也仅仅如此而已，要想完美就得花大本钱。在第二次修书的时候，朱棣把管理阵容扩大了，以前只有解缙一人负责这个浩大的工程，这次他加派了姚广孝、刘季篪与解缙共同主管此事。在他们三人之下，又有总裁五人，副总裁二十余人，同时从礼部挑选中外官员和宿学名儒充任纂修，让国子监和各府、州、县学中善书的生员任缮写。第二次修书，规模之大可以说是亘古未有，朝臣文士、宿学老儒共计2，169人，缮写就多的无法统计了。

其实，在修书的同时，朱棣还是藏有一些私心的，他的侄子建文帝在靖难之役后一直也没有了踪迹，这让他始终有点耿耿于怀，担心总有一天这侄子回来找自己算账。所以这次是借修书知名，汇聚天下饱学之士，看能不能从他们那里打听到蛛丝马迹。尤其是在听说建文帝可以已经出家为僧的消息后，朱棣更是主张在《文献大成》里加录佛道两教的著作，借此来拉拢佛道信徒，根绝后患。

在耗费了六年的时间之后，《永乐大典》终于编纂完成。共计有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0，095册，全书字数约3亿7千万字。在内容编排上，全书按照《洪武正韵》的韵母目排列单字，每一单字下详列读音，解释字意，再备录篆、隶、楷、草各种字体，把自古以来的各类资料整段、整篇，甚至整部地抄写下来。内容上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献，与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相比，都要早300多年，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品，也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典籍。但是作为一项庞大的编纂工程，其中还是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漏洞。比如在收录过程中，所收资料取韵缺乏规范，这大大的减弱了它的检索功能。后期的《四库总目》对此的评价是比较中肯：“割裂庞杂，漫无条理，或一字一句分韵，或析取一篇，或名分韵，或全录一书，以书名分韵，与卷首《凡例》多不相应，殊乖编纂之体。”

由于编修《永乐大典》的工程过于庞大，所以完成之后，迟迟没有能够刻印。而备份工作也迟迟没有展开，直到嘉靖末年才开始重录了一个副本。到明朝灭亡时候，《永乐大典》的原本不见了踪迹，有人说是在文渊阁中被全部烧毁了，也有的说是陪同明成祖下葬了，各种说法都有。副本得以传承，但是到了清朝时期，副本也损失惨重，到清朝末年经过英法联军的抢劫和八园联军的焚毁后，基本上已经所剩无几了。现存于世的《永乐大典》残本，不足全书的百分之三，但里面也保存着相当多的珍贵资料。而朱棣当初编纂此书，也实在是为祖国文化事业的传承立下了大功一件。

七下西洋

“靖难之役”之后，朱棣成为明朝第三位皇帝。最初几年，全国局势严峻，人心不稳。朱棣以他独特的政治手腕，以镇压和怀柔双管齐下的政策，在严厉打击怀有反抗之心的前朝大臣的同时，也对跟随他“靖难”夺位中立下功劳的文臣武将，给予充分的优待，追封战死的将士。对能真心归附的前朝大臣，也都量才施用。当然朱棣很清楚自己是藩王起兵夺取皇权，深知藩王拥兵过重对中央的威胁。最初，他为稳定局势，还是恢复了周、齐、代、岷四位亲王的封号，但很快又找了些借口，逼他们把兵权上交。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并能更加有效地抵御外寇入侵。朱棣深思熟虑后，决定迁都北平。北平是朱棣发家的地方，势力根深蒂固，而且附近城市就屯有重兵。天子居中坐镇，内忧外患都不足为虑。

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修建北京宫殿，改造北平城。至永乐十九年（1421年）春，正式迁都。首都南京为留都，并称南北两直隶。

成祖在位期间政通人和，社会得到了很大发展，国力强盛，“北虏”蒙古势力已被驱逐出关外；“南倭”在明军的打击下不敢再贸然进犯，集权统治已十分牢固。明成祖要向异域展示国家的富强，军队的强大，恢复海外各国的朝贡往来，重塑“天朝大国”的地位。

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开创了中国航海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

伴随郑和出使的随员有两万七千余人，除了水手、官兵之外，还有采办、工匠、医生和翻译等。海船的性能、装备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船队中的大船舶名为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就是普通的船长度也有37丈，宽15丈。其船队规模之大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1492年，哥伦布首次进行远洋航行，其船队仅有三艘船和九十名水手。

郑和率领船队，携带国书和大量金银、绸缎、瓷器等物品，从苏州刘家港启航，在福建五虎门（今闽江口长乐港）集结操练，待到入冬，东北季风盛行的时候，船队拔锚扬帆，第一站到达占城（今越南），揭开了七下西洋的序幕。

明朝时以婆罗洲（今文莱）为界，将南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各地，远及印度和非洲东海岸的广大地域概称为“西洋”，以东称“东洋”。郑和所到之处，主要是当时所称的“西洋”范围，即东南亚各国，故史称“郑和下西洋”。郑和每到一国，都会和当地君主会见，宣读明成祖的诏书，赠送冠服和珍贵的礼物，并赐给国王诰命银印，向这些国家表达明朝愿意与之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招徕各国向明王朝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同时，郑和船队也与当地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交换各国的土特产品。

当然，郑和七下西洋，所到之处并非都是友好的欢迎，也会有纠纷，有战斗，但都被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在近30年间，郑和碰到过三次战役：一次是擒获盘踞在苏门答腊半岛的陈祖义海盗集团，一次是帮助苏门答腊平灭叛乱，一次是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国王企图抢劫郑和的船队。

永乐年间，在郑和下西洋的带动下，明朝的外交关系迅速发展。通过郑和的船队，更多的国家了解了中国，了解了明朝国势之强盛，物产之丰富，纷纷派遣使臣回访，表示愿意实现双方的友好交往。有的国家的君主还携妻带子亲赴中国访问。许多年不与中国来往的东南亚国家，甚至一些从未与中国有过交往的东非国家都与明朝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明成祖看来，郑和下西洋最大的外交成果就是“远人来贡，百王来朝”。

郑和下西洋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有助于调解东南亚各国的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维护周边的稳定，提高了明朝的威望。活跃而频繁的朝贡往来，客观上带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丝绸、瓷器早就闻名海外，南亚各国都想和中国发展贸易，只是由于明初一直实行海禁政策而没能实现。郑和的到来，主动带给各国发展贸易的机会，自然令各国趋之若鹜，纷纷响应。在与各国的文化交往中，郑和及随行人员马欢、费信、巩珍等记录了各国风土人情，特别是带回了当时人称“麒麟”的长颈鹿、斑马、鸵鸟等珍禽异兽，令国人大开眼界。

此外，在科技上，郑和下西洋，开辟了新的航海路线，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通过大量的海洋勘测实践绘制而成的《郑和航海图》，是郑和海洋考察活动的标志，比世界公认的最早的英国“挑战者”号海洋调查活动（1872-1876年）早了四百多年。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朱棣死后，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先后登基。他们和朝中保守的大臣们一样，认为“下西洋”劳民伤财，收效不大；打破海禁，有伤体统，辱没了文化传统和儒家风范。于是重新执行“海禁”政策，“罢宝船弊政”。

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以死谏要求出海，得到了宣宗的批准。作为明王朝开放政策的余波，郑和完成了他最后一次下西洋的活动，不过规模已大不如前。有说法认为，宣德八年（1433年），就在这次航海的归途中，一代航海家在他热爱的大海上离开了人世。也有记载郑和于宣德十年（1435年）病卒于南京。

轰轰烈烈、名噪一时的下西洋壮举终于落下了帷幕，明朝刚刚开启的大门又紧紧地关闭了，随着海禁政策的实行，中原大地进入了漫长的闭门自守的岁月。

仁宣之治

洪武、永乐时代是明王朝的创业时期。在这个时期，大明帝国内政、国防逐步发展，至永乐末期而达。洪熙、宣德时期承洪武、永乐之余绪，政局稳定，国力进一步增长，但政策导向已有明显变化。对内，政策上由严急趋向平缓，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对外则由不间断的军事进攻转为守土保境，国力稍稍舒缓。加上仁宗、宣宗锐意求治，与民休息，因而当时出现了“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蒸蒸有治平之象”的局面，史称“仁宣之治”。

明成祖朱棣尚武，一生御驾亲征无数。终于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北征返京的途中病逝。太子朱高炽即帝位，改年号洪熙，是为明仁宗。朱高炽，明成祖的长子，生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生母是徐达之女徐皇后。

洪武时期，朱高炽就被立为燕王世子，皇祖朱元璋很欣赏他的儒雅与仁爱。朱高炽身材肥胖，走路十分吃力，只能靠两个内侍搀扶着行动，行动慢慢吞吞，跌跌撞撞。对于生性好武的明成祖来说，相比这个以宽厚仁孝出名的长子，还是觉得次子朱高煦和自己相像。但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却文武双全，最得明成祖朱棣喜爱。加上长子继业的传统，所以最终还是朱高炽成为太子，永乐九年（1411年）再立14岁的朱瞻基为皇太孙。

洪熙元年，仁宗皇帝病发猝死，终年47岁，尽管明仁宗在位不到一年，但他对大明江山的贡献毋庸置疑。明成祖初期热衷于军事，大部分时间都在北征，朱高炽掌管朝中政务，使自己的政策得到很好地推行，已经为“仁宣之治”打下了良好基础。在仁宗驾崩时，当时太子朱瞻基还在南京，皇叔朱高煦打算在朱瞻基奔丧的时候半路截杀，然后自立为帝。但朱瞻基在父亲病重后立即日夜兼程赶到了北京，赢得了先机。当时朱高煦没有料到朱瞻基会来得如此之早，还没有将埋伏设好。

宣宗即位之后，着手扶植自己的军事力量，准备抵御外藩的挑战。皇叔朱高煦当初在靖难之役战功赫赫，始终没放弃武力夺权的野心。现在仁宗病逝，新皇即位，政局未稳，正是天赐良机。于是他像父亲朱棣一样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举兵谋反。

早有防范的宣宗皇帝御驾亲征，声势压倒了叛军，而且朱高煦势力已被暗中瓦解，事先相约共同起兵的几路人马都按兵不动，明军很快就平息了叛军，大势已去的朱高煦弃城投降。宣宗展现了仁厚的一面，没杀皇叔朱高煦，仅仅将他软禁了起来。

明宣宗政治开明，任人唯贤，一时间人才济济。朝中文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可以信赖的官员。再加上爷爷和父亲之前打下的良好基础，使得当时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继“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又一盛世--“仁宣之治”。

仁宣时期的政治较为安定。虽然有汉王朱高煦的叛乱（1426年），但很快平定，也没有因此而广加株连。这个时期没有压倒一切的内部和外部危机，没有党派之争，也没有国家重大政策方面的争论。在安定清明的政治下，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仁宣时期是明朝历史上第二个社会经济的恢复期，既缓解了永乐时的困境，又为明代中期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土木之变

明太祖在位的时候，吸取了历史上宦官专权引起国家混乱的教训，立下一条规矩：不让宦官过问国家政事。他把这条规矩写在大铁牌上，挂在宫里，想要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都遵守。但是到明成祖的时候，这条规矩就给废除了。

明成祖从他侄儿手里夺得皇位，怕大臣反对他，特别信任身边的宦官，在他迁都北京以后，就在东安门外设立“东厂”，专门刺探大臣和百姓当中有没有谋反嫌疑的人。他怕外面的大臣靠不住，让亲信太监做东厂提督。这样，宦官的权力渐渐大起来。到了明宣宗的时候，连皇帝批阅奏章，也交给一个宦官代笔，叫做司礼监。这样一来，宦官的权力更大了。

有一年，皇宫招收一批太监，蔚州地方的一个流氓，名叫王振，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点书，参加几次科举考试没考取，在县里当教官，后来因为犯罪，本来该充军，他听说皇宫招太监，就自愿进宫做了太监。宫里识字的太监不多，只有王振粗通文字，大家都叫他王先生。后来，明宣宗派他教太子朱祁镇读书。朱祁镇年幼爱玩，王振想出各种各样的法子让他玩得痛快，朱祁镇挺喜欢他。明宣宗死后，刚满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这就是明英宗。王振当上司礼监，帮助明英宗批阅奏章。明英宗一味追求玩乐，根本不问国事。王振趁机把朝廷军政大权抓在手里。朝廷大员得罪王振的，不是被撤职，就是充军。一些王公贵戚都讨王振的好，称呼他“翁父”。王振的权力可算顶了天了。